杭州日报 因为替家人取衣服,我很偶然地走进了武林路旁这家名叫“胖子工作室”的裁缝铺子。铺子在一条仅有两个人身子宽的巷子里,老民房的橱窗上贴着红色不干胶大字,有些字的偏旁部首都已脱落。

16平方米的铺子里,“胖子”老板正坐在缝纫机前忙活。他叫石国民,63岁,看着并不太胖。在他周围,摆放着大批衣服——Giada(迦达)、Dior(迪奥)、Burberry(博柏利)……全是国际大牌,价格动辄以万元计。“开店二十多年,我改过的衣服加起来,价值总要上亿元了吧。”尽管缝纫机运转的声音有些嘈杂,老石的这句话还是钻进了我的耳朵里。

也就是因为这句话,我想着,应该和老石好好聊聊。

“我们的上一辈真是苦过来的,所以让我用钞票,我舍不得的……”

老石是土生土长的杭州人,1957年出生,从小住在庆余亭一带。石家兄弟姐妹4个,他是老幺。老石的爸爸是三轮车服务公司的“踏儿哥”,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在城站、湖滨等地载客,老石的妈妈则是塑料机械厂的工人。老石记得,那时候的日子清苦,每个人的衣服都是缝补着穿,妈妈就缝得一手好衣服。缝纫机踏板发出时缓时急的声音,机头的线轴被机针牵扯着不断转动,纱线在布料上来回穿过,形成细密的针脚,两片布料便合成了一片。

日子虽苦,但在童年时期的老石看来,倒也不缺爱。“我爸是最宠我的,他很喜欢吃酒,每次骑三轮车回来,进门就叫‘小狗儿,来吃酒’。”老石说,“那时候,家里的热水瓶、茶壶里,都是爸爸的酒。”

然而,老石还没满8岁,正值46岁壮年的爸爸便因食道癌过世了。1964年清明时节,老石永远记得,妈妈让他去厂里帮忙请个假。他愣愣地跑去妈妈的厂里,找到了厂领导。“我爸爸死了,我妈妈想问今天好不好请假。”说完,一路都没哭的他泪如泉涌。回到家,家里点着蜡烛,大家都在哭。他爬到爸爸生前骑的三轮车上玩,耳听得有人嘀咕一句“这家大人好像没了”,一股悲伤与恐惧忽然从心底升起。

老石18岁时,妈妈退休了,而他正赶上去九堡插队。得闲时,他买了本《上海时装》,自学裁缝。两年插队回来,他一边上班,一边倒腾缝纫机,渐渐地,他已经能悄悄接点定做裤子的活,赚点手工钱。“老底子把这种叫‘资本主义小尾巴’,是要‘割掉’的。”老石笑着说。

22岁那年,老石丧母,由于哥哥姐姐都已成家,之后的生活,他得靠自己了。于是,他更拼命地利用空余时间,苦学裁缝手艺。到了26岁,他也成家了,讨了青梅竹马、一个墙门长大的姑娘做老婆。老婆在食品厂上班,下班回到家还帮着老石踏缝纫机做衣服,小日子总算慢慢撑了起来。

“我们的上一辈真是苦过来的,忙到死都是为了家,所以让我用钞票,我舍不得的。”因为苦过,所以老石特别有感触,“现在还算有钱赚,但是几千元的衣服,我也只是给老婆买,给外孙女买,我自己是真舍不得。”

“每天做到凌晨两三点,早上九点半又开门,全年无休,人家都说我有毛病……”

1995年,38岁的老石辞去厂里的工作,在东坡路开了自己的裁缝铺,还收了几个徒弟。他记得,最早在东坡路开裁缝铺改衣服的是个男裁缝,当时有客人提出改衣服的需求,那个师傅感觉还是这个钱好赚。“做条裤子才几十元,还要花那么长时间,改个裤长、腰围就赚10元钱,速度快呀,更好赚。”老石说,还是他小舅子告诉他这条门路,他才去开了裁缝铺。

为什么上世纪90年代杭州人改衣服的需求会旺?这点“行业内幕”,老石一清二楚。上世纪90年代初,东坡路的服装老板经常从更南边的省份进旧西装来卖,那些衣服因为价格低、款式时髦,销路很好。“那时候,做服装生意都是新旧衣服混着卖的,人家买了衣服不合身,肯定要改,我们这些改衣服的把店开到那里,刚刚好。”老石说,早年在东坡路一带开服装店的老板,一大半是靠卖旧西装发家的,有人租不起沿街的店面,就在弄堂里租个犄角旮旯的房子,再到马路上去,把客人往弄堂里带。

武林路上有一家奢侈品店,老板和老石是老相识了,也是卖旧西装起家的。“现在人家卖的当然都是顶级品牌啦,杭州大厦有的牌子,他那里也有,一年赚的钱不好说哦。”老石说,上世纪90年代,杭州的改革开放大刀阔斧,商业、交通日新月异,老百姓的生活也大步向前,可他记忆中最清晰的,还是自己那个小小裁缝铺里各式布料的气味和缝纫机嘈杂的声音,“那时候,我肯吃苦,真不是吹的,每天做到凌晨两三点,早上九点半又开门,全年无休,人家都说我是不是有毛病。”

陪着老石“生病”的,还有店里的帮工。“呶,你看那个小林。”老石指了指一位正在帮客人量身的大姐,“那时候她就在我店里了,现在都51岁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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